3.1 1980-2018年研究区土地利用冲突诊断
1980—2018年沈阳经济区各地级市的土地利用冲突诊断结果的变化趋势大致相同,沈阳经济区全域土地利用冲突整体趋势表现为上升状态,呈现平稳上升、快速上升和先下降后上升3个变化阶段。第一阶段(1980—2000年),研究区土地利用冲突由轻度冲突变为一般冲突,土地利用冲突的整体水平较低,主要原因是该阶段研究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土地利用呈“摊大饼”式的外延性扩张发展,各地级市整体布局较为分散,土地利用较为粗放,区域尚未形成协同发展态势。第二阶段(2000—2013年),研究区土地利用冲突变化为中度冲突,呈现持续快速上升态势,这一阶段的后期涵盖了沈阳经济区设立的初期,沈阳经济区的设立在推进区域社会经济高速一体化发展的进程中,激化了以沈阳市为中心的部分区域土地利用冲突的加剧。第三阶段(2013—2018年),研究区土地利用冲突强度在中度冲突范围内波动,在维持社会经济水平持续发展的同时,减缓了区域土地利用冲突现象的发生。研究区各地级市土地利用冲突呈现先减后增的发展态势,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区域土地利用矛盾,但其土地利用冲突现象仍然较为显著(表1,图1)。随着沈阳经济区设立以及范围的调整,区域土地利用逐渐由“摊大饼”式的外延性扩张向内涵式挖潜的集约利用转变,事实上,这与这一阶段辽宁省全省的经济下行、GDP负增长的大背景相吻合。
表1 1980-2018年研究区土地利用冲突诊断值
1980—2018年研究区土地利用冲突的空间分布波动不大,其中沈阳市、鞍山市和辽阳市分别长期处于H—H型、H—L型和L—H型的空间分布格局,抚顺市和本溪市地形地貌复杂,耕地和林区较多,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剧烈的土地利用冲突,其空间分布格局分别经历了L—H型与H—L型之间的转换,土地利用冲突水平较低。研究区土地利用冲突诊断值的空间分布主要受社会经济发展和各种土地利用类型分布的影响,研究区西北部社会经济发展较快且耕地和林地分布较少的沈阳市,其土地利用冲突诊断值远高于研究区东部山区。
图1 1980-2018年沈阳经济区土地利用冲突变化趋势
3.2 研究区土地利用冲突诊断结果验证与土地利用强度对比分析
3.2.1 研究区土地利用强度测算结果 沈阳经济区各地级市间的土地利用强度指数差异明显,1980—2018年研究区土地利用强度指数较高的城市为沈阳市、辽阳市和鞍山市,土地利用强度指数最低的为本溪市,沈阳经济区与沈阳市土地利用强度趋势均逐年上升,而辽阳市、本溪市、抚顺市和鞍山市土地利用强度在2010年以后逐年下降。为此,可将沈阳经济区土地利用强度的时空演变特征划分为3个梯次:第一梯次是沈阳市,第二梯次为鞍山市、辽阳市以及沈阳经济区全域,第三梯次为本溪市和抚顺市。
在空间分布上,1980年沈阳经济区土地利用强度的空间分布总体趋势是由西北向东南逐渐减弱的“弯刀式”空间分布特征。2018年沈阳经济区土地利用强度的空间分布呈现由西北部向东南部和东北部减缓的“直线式”空间分布特征。1980—2018年研究区土地利用强度较低的地区主要集中于西北部区域,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不断向研究区西部和东部扩大,呈现中间低四周高的空间分布,沈阳经济区的核心城市沈阳市始终处于土地利用高强度水平且土地利用强度等级一直呈现上升趋势(图2)。
3.2.2 研究区土地利用冲突与土地利用强度对比分析 对比分析研究区土地利用冲突与土地利用强度的变化趋势可知,1980—2018年研究区土地利用冲突和土地利用强度随时间推移总体上均呈现上升趋势,各种土地利用类型之间的转入转出也反映了这一阶段土地利用冲突的严重性。研究发现,1980—2018年研究区土地利用冲突和土地利用强度的空间分布布局总体呈现为西高东低的稳定分布:其中,沈阳市土地利用冲突长期处于H—H型分布,其相应的土地利用强度在空间分布格局上也是研究区全域最大的; 土地利用冲突呈L—H型分布的抚顺市和辽阳市,土地利用强度也逐年加强,说明在这一区域的社会经济投入在逐年升高; 土地利用冲突呈H—L型分布的鞍山市,其土地利用强度在西北部的局部区域较高,但区域总体土地利用强度在逐年减弱,说明鞍山市土地利用发展水平不够均衡; 土地利用冲突呈现L—L型分布的本溪市,其土地利用强度也是研究区最低的区域,本溪市林业资源丰富,建设用地较少。总之,研究区土地利用冲突严重的区域土地利用强度相应也较大。
图2 1980年、2018年沈阳经济区土地利用强度空间分布特征
3.3 研究区土地利用冲突与其影响因素的作用关系
3.3.1 研究区土地利用冲突关键影响因素识别 “三生”功能视角下研究区土地利用冲突的影响因素中,对土地利用冲突作用最强的是生产功能中的影响因素,其次是生活功能中的影响因素,作用最弱的是生态功能中的影响因素。沈阳经济区全域土地利用冲突的7个关键影响因素作用大小依次为:人均可支配收入、GDP增量、第二产业产值比例、第一产业产值比例、能源消耗量、工业总产值、第三产业产值比例,各地级市土地利用冲突关键影响因素包含在这7个关键影响因素中,不同关键影响因素对各个地级市土地利用冲突的作用均不相同,只有抚顺市的第三产业增加值不在全域土地利用冲突关键影响因素中,说明沈抚新区的设立使抚顺市第三产业增加值产生明显波动,导致该影响因素对土地利用冲突的影响加大(表2)。
3.3.2 研究区土地利用冲突关键影响因素的作用大小 沈阳经济区土地利用冲突的7个关键影响因素中,作用最强的是生活功能下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其次是生产功能下的GDP增量,作用最弱的是生产功能下的第三产业产值比例; 各个地级市与研究区全域的土地利用冲突关键影响因素的作用强度基本吻合,研究区全域土地利用冲突的关键影响因素作用强度表明,1980—2018年该区域生产功能较强,忽视了要在生活功能和生态功能上缓解土地利用冲突,这恰恰是研究区下一步缓解区域用地矛盾需要重视的问题(表2)。
3.3.3 1980—2018年研究区土地利用冲突关键影响因素的作用方式 1980—2018年研究区土地利用冲突的7个关键影响因素中,GDP增量在2000年前后分别对研究区土地利用冲突起促进作用和抑制作用; 第二产业产值比例在1980—1990年、2010—2018年对研究区土地利用冲突起促进作用,在1991—2009年对研究区土地利用冲突产生抑制作用; 第三产业产值比例在1980—1995年、2000—2005年对研究区土地利用冲突产生促进作用,在1996—1999年、2005—2018年对研究区土地利用冲突产生抑制作用; 工业总产值仅在2001—2005年对研究区土地利用冲突产生促进作用,在1980—2000年、2006—2018年对研究区土地利用冲突产生抑制作用; 第一产业产值比例在1980—2000年对研究区土地利用冲突没有显著影响,在2000—2018年对研究区土地利用冲突产生抑制作用,减缓了研究区土地利用冲突的加剧; 人均可支配收入在2008年前后分别对研究区土地利用冲突起促进作用和抑制作用; 能源消耗量在1980—1986年对研究区土地利用冲突产生促进作用,在1987—2018年对研究区土地利用冲突产生抑制作用(图3)。研究区土地利用冲突各个关键影响因素在不同时段,加剧或缓解了研究区土地利用冲突。
总之,GDP增量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对研究区土地利用冲突作用极大,第一产业产值比例和第三产业产值比例分别对沈阳经济区全域、沈阳市、抚顺市以及鞍山市的土地利用冲突影响较大,其中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影响研究区土地利用冲突最为关键的影响因素。第一产业产值比例和第二产业产值比例分别是影响沈阳市和本溪市土地利用冲突的最重要因素,GDP增量是影响辽阳市、抚顺市和鞍山市土地利用冲突的最重要因素,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极大地影响沈阳经济区土地利用冲突水平。
表2 研究区土地利用冲突及其影响因素的小波相干系数
图3 1980-2018年沈阳经济区土地利用冲突及其关键影响因素的小波相干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