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 讨 论
青藏高原植被变化是气候和人类影响作用的共同结果。在整个研究区内,气候因子变化对植被变化的影响较大,并且云量、风速风向、海拔等因素也会对植被覆盖产生影响,此研究中未考虑到这些因子,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残差法虽然广泛应用于人类活动对植被变化的影响,然而其仅仅是对人类活动进行量化来分析其对植被的影响,且如何选择气候要素尚无定论[35]。事实上,人类活动是一个多种因素影响的共同结果,王华等[36]在对藏东南人类活动对于植被的影响中提出,人类活动对于中高植被覆盖度区域呈现负相关,在无植被以及高植被覆盖区域呈现正相关,这种现象原因在于近年来城市扩张,人类活动对于植被覆盖度提升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伴随着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对于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视,城市绿地和沿河沿江人工林得以涵养,青藏高原植被动态研究和生态修复工作的作用也在日益体现。从国家相关政策方面,人为活动对植被NDVI的促进作用效果显著,在青海省南部的三江源地区以及环青海湖地区,国家相继建立了青海湖自然生态保护区和三江源自然保护区,在保护区周围实施了退耕退牧还草,圈地保护以及生态移民等生态保护政策,使得保护区乃至周围地区的植被覆盖得到了改善。海西州自然资源丰富,随着青藏铁路开通、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实施,海西州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也遭到挑战。近年来,海西州把生态环境保护作为保障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牢固树立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理念,推动形成了重绿色、抓生态、促环保的良好氛围,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化、规范化建设日趋完善,污染治理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对于西藏而言,随着生态文明的建设与发展,西藏地区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在2009年颁布了《西藏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与建设规划(2008—2030年)》,划分了禁止、限制和有条件开发区,并且规定日喀则、阿里、那曲等地区属于禁止或限制开发区,注重生态保护和涵养水源。由于日喀则、阿里、那曲等地区地广人稀,人类经济活动主要以放牧为主,据统计该地区放牧强度较小,由于“中度干扰理论”说明了中度放牧会促进草地的生长[37],再加上生态保护政策是当地草地生态变好的主要原因。在藏南地区,由于该地区地势平坦,自然条件优越,在全西藏地区实施生态保护的大背景下,有利于植被的生长与恢复,因此人类活动正作用日益明显。
本文选取了社会经济(GDP1,GDP2,GDP3)、放牧强度以及人口城镇化率5个因子分析对植被覆盖的影响。对于阿里、林芝以及山南地区,这5类指标的R2较低,不能很好地解释所选指标对当地植被覆盖的相对重要性,说明人类活动影响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不同地区可能会有不同的人类活动影响因子。例如丁明军等[38]通过研究青藏公路与铁路沿途的植被发现其对植被变化影响作用明显; 吴绍洪等[39]发现青藏高原农作区的植被变化与土地利用政策有关; 徐友宁等[40]认为青藏高原矿产资源勘测开发对高原生态环境影响严重。因此,青藏高原人类活动对植被的影响存在各种因素,但是受限于数据可获取性以及考虑到人类活动对高原植被影响的代表性,本文仅选取了放牧强度、人口城镇化率和经济生产总值(GDP1,2,3)5个因子。并且在目前依靠遥感影像的大尺度研究受到数据时空分辨率低,气候数据准确率差的限制[41],数据不能完全正确反映该地区的实际情况。下一步应在更小尺度上进行实地的调查研究,扩充数据的获取渠道,根据不同地区实际情况细化人类活动因子,从而进一步量化不同区域人类活动对植被覆盖的影响。
3.2 结 论
(1)2000—2018年青藏高原地区NDVI呈总体波动上升趋势,近19 a的NDVI平均值为0.332,其中最大值出现在2012年(0.345),最小值为2000年(0.314)。在空间上NDVI呈由西向东递增,由东北向西南递减的分布趋势,植被增加地区主要分布在研究区北部的高寒干旱地区、柴达木盆地和青东祁连山地的交界处、青东祁连山地草原、东喜马拉雅山南翼以及川西藏东地区; 植被退化地区为羌塘高原盆地地区、青藏高原中部的半干旱地区以及川西藏东高山东部的湿润半湿润地区。
(2)利用残差分析青藏高原人类活动对植被的影响,人类活动对植被覆盖有促进作用的地区是总面积的61.16%,主要分布在青海省的大部分区域,西藏自治区的那曲地区的北部、阿里地区的北部和东部地区、日喀则市的西北和东部地区、山南市和林芝地区的零星分布区; 人类活动对植被覆盖起到破坏作用的地区占总面积的38.84%,主要分布在玉树、果洛部分地区以及西藏的中西部区域。总体上青藏高原地区人类活动对植被起到促进作用。
(3)利用多元回归方程计算5个不同类型的因子的相对重要性,探究对植被的影响。由于青藏高原各地区发展方向不同,因此不同地区引起植被变化的因子相对重要性不同。其中,海西州、海北州以及那曲市植被变化由GDP1主导; 玉树州的植被变化主要是GDP2引起; 黄南州、昌都市、那曲市植被变化由GDP3主导; 海北州、昌都市植被变化主要由放牧强度引起; 海南州植被变化主要由人口城镇化主导; 西宁、拉萨以及果洛地区,5种指标的植被变化贡献率数值相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