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是人类生产和生活活动的基本要素和载体,土地利用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具有基础性、支撑性、支配性的作用[1]。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土地利用功能呈现多样化发展,从而引发土地利用功能的转型。而土地利用转型可以改变土地覆被状况并影响许多生态过程[2],引起区域大气[3]、水文[4]、土壤[5]等状况的改变以及景观格局的变化[6],进而影响区域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和生态环境质量[7]。长期以来,受传统的重生产、轻生活、重建设、轻生态的发展理念影响,我国国土空间开发秩序混乱,不合理的开发利用活动大量挤占和破坏生态空间,以牺牲生态环境换取经济增长,导致人居环境恶化,生态系统功能退化等问题突出。因此,土地利用转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也逐渐成为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8]。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通过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控制开发强度,调整空间结构,促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这一举措标志着我国国土空间开发格局由生产空间为主导转向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相协调的“三生空间”模式[9-10]。目前关于土地利用转型的研究主要涉及土地利用转型的理论与假说、城乡发展的关系和土地利用的隐性形态、生态弹性度以及土地利用转型的生态效应及社会效应等[11-15]方面。而基于“三生空间”的土地利用转型研究可以弥补现有研究对土地利用生态功能层面的欠缺,促进“三生空间”的合理布局及生产、生活、生态之间的协调发展[7,16-17]。为此,我国学者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杨清可等[7]基于“三生空间”分析了长江三角洲核心区的土地利用转型与生态环境效应; 苑韶峰等[18]从“三生空间”角度出发,对长江经济带的土地利用转型及其生态环境效应进行定量研究; 吕立刚等[19]基于“三生”土地利用主导功能,分析了江苏省的土地利用转型及其生态环境响应; 张蕾等[20]分析了辽宁省营口市“三生空间”土地利用转型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胡峰等[21]基于“三生空间”分析了黔中喀斯特地区的土地利用转型及其生态环境效应。由此可见,目前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东部发达地区,较少关注经济欠发达且生态环境敏感脆弱的西北地区。由于自然条件和区位差异的影响,其土地利用方式、转型机制及其生态环境影响不同于东部发达地区,因此本研究可以弥补其不足。
陕西省位于我国西北地区,地理坐标为北纬31°42'—39°35',东经105°29'—111°15',纵跨黄河、长江两大流域,地势呈南北高、中间低的特点,地貌类型多样,有高原、山地、平原和盆地等。按地貌结构形态从北到南可将其分为三大自然区,分别是陕北高原(榆林市、延安市)、关中平原(西安市、铜川市、宝鸡市、咸阳市、渭南市)和陕南山地(汉中市、安康市、商洛市)。近年来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引导下,社会经济快速发展。2018年GDP达到24 438.32亿元,城市化率为58.13%,是西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最高、土地开发强度最大、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地区。由于处于“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和向西开放的前沿位置,肩负着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的重要使命,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城镇化、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土地利用变化较大,生态环境问题突出。一方面生态建设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用地矛盾突出,另一方面区域生态环境脆弱,不合理的土地利用方式更加剧了土地退化,严重威胁全省的生态环境安全。因此,本文以陕西省为例,定量分析陕西省18 a间“三生空间”的土地利用结构与生态环境质量的时空演变特征,以期为陕西省土地资源的合理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提供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