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8.89%,其分布广泛但主要集中在西部及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因其独特的民俗文化具备其独有的特点。在国家民族共同繁荣政策及乡村振兴背景下,怎样深入挖掘少数民族集聚区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如何协调少数民族集聚区发展与宜居、发展与保护之间的关系,成为当下研究的重点。明确少数民族集聚区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在功能上的协调发展水平及其与人类活动强度之间的关系,探索解决少数民族集聚区在发展振兴过程中的问题,进一步提升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促进少数民族集聚区经济、社会、生态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成为区域发展面临的重大命题[1]。
国内已有的“三生空间”研究多集中在概念的定义和内涵的界定、时空格局演变研究、分类与功能评价、耦合协调性研究、对“三生空间”的子空间进行了相关研究等。其中,黄金川等[2]对“三生空间”的概念和内涵做了详细的界定; 陈钱钱等[3]对江西省三生空间结构时空格局进行了多尺度分析; 高星等[4]做了基于“三生空间”的雄安新区土地利用功能转型与生态环境效应研究; 刘鹏飞等[5]对中国城市生产、生活、生态空间质量水平格局与相关因素进行分析; 王成等[6-8]开展了重庆市乡村三生空间功能耦合协调的时空特征与格局演化方面的研究,并且对“三生空间”的子系统生产空间进行了有序性和适应性评价方面的研究。
国外在“三生空间”的研究方面侧重于制定和运用空间规划,并将空间区划的最新理论用于指导实际工作。欧盟各国以及日本等发达国家与地区展开了多轮空间规划工作[9-10]。德国在推进空间规划的实际工作中,不断演化相关理论发展; 荷兰的空间规划结合边远地区开发、劳动就业以及产业集聚区等区域特点制定措施[11-12]。
通过相关文献梳理可以看出,“三生空间”研究主要集中在基于现状的土地利用识别、国土空间规划、空间子系统的研究。大部分研究仅针对单个零散城市及发达地区城市的研究展开,对少数民族集聚区的“三生空间”功能评价研究较少,尤其缺少对西部欠发达地区少数民族集聚区的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功能与人类活动强度相互作用与协调发展的综合研究。
基于此,本文从地市级空间尺度出发,选择贵州省少数民族自治州为研究样区,建立符合当地实际的“三生空间”功能水平评估指标体系,结合数据可获取性及权威性对研究样区2012—2018年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功能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研究区城市发展协调水平,并与当地人类活动强度结合分析,揭示少数民族集聚区国土空间功能时空演变与当地人类活动强度的分异规律,为少数民族集聚的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