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敏感区、轻敏感区和低敏感区面积相差不大,各占总面积的10.09%,9.90%,10.46%,其中轻敏感区和低敏感区大多是城乡建设用地和主要交通干线及周边区域,是人类主要的活动场所,生态环境也更易遭到破坏,对于此类地区需要强化生态环境建设,控制建设用地扩张。
3.2 生态网络构建
3.2.1 生态源地识别
(1)MSPA与景观连通性分析。结合图2和表4发现,核心区占总面积的22.47%,为161 693.91 hm2,表明研究区生态底蕴深厚,主要分布在湾里区、进贤县、上新建东北部、下新建西部、安义县北部等地区。桥接区作为连通景观单元的关键区域,其仅占总面积的0.37%,表明核心区间联系较为薄弱。孔隙和边缘区为核心区的内外部边缘,面积分别为1 699.40,21 742.19 hm2,共占总面积的3.26%,表明核心区抵御外界干扰能力较强。支线具备一部分连接功能,占总面积的0.55%。岛状斑块在生物迁徙运动时具有踏脚石的功能,占总面积的0.24%。作为核心区斑块内部物种迁移扩散和物质流动循环通道的环道区占总面积的0.18%。
(2)生态源地的确定。将景观连通性评价结果与自然保护地等相结合得到12个生态源地斑块,总面积为120 871.31 hm2。从图3中可以看出,生态源地主要为安义县、湾里区等生态基础较为良好、物种资源充裕的林地区域以及鄱阳湖、军山湖等大面积湖泊及河流,这些区域作为生物的重要栖息地,是维持南昌市生物的繁衍以及生态系统健康不可或缺的部分。
3.2.2 综合阻力面
利用ArcGIS 10.2软件得到各阻力因素阻力值分级(图4),并在此基础上得到研究区综合阻力面和最小累积阻力面。从图5可以看出,综合阻力呈现南北低、中部高的特征,高阻力区主要位于现状建设用地及其周边地区,低阻力区主要为人类活动强度较低的林地与河流湖泊; 从最小累积阻力面结果可以看出,中部区域对物种的迁移扩散和物质流动有较大的阻碍作用,南北区域之间的连通性较差,需要加强中部地区林地与湿地景观的保护,控制好建设用地的扩张。
3.2.3 生态廊道判别
基于生态源地和综合阻力面,运用Linkage Mapper工具模拟生态廊道(图6),结合已有研究[38],将廊道宽度设为1 km。由表5可知,生态廊道总面积为45 304.66 hm2。由于研究区耕地面积大、分布广泛,且耕地对生态过程发生的影响较小,使得生态廊道中耕地占44.85%,为20 321.15 hm2; 林地和水体在生态廊道中面积分别为10 192.88,7 703.51 hm2,共占生态廊道总面积的39.5%,这是因为生态源地主要为生态基础较为良好、物种资源充裕的林地区域以及鄱阳湖、军山湖等大面积湖泊及河流,生态源地间发生生态过程时需要穿越周边林地及水体; 建设用地占生态廊道总面积的11.45%,表明研究区城镇建设用地、村庄以及交通用地对生态过程发生的阻碍作用较为突出,生态廊道的稳定性较低,因此在未来的发展建设,应尽量避免占用生态廊道,以保护区域内生态系统稳定与生物多样性。
3.3 生态安全格局构建
构建生态安全格局的目的在于缓解城市建设和生态安全保护两者的冲突,为城市发展与土地资源科学合理利用提供有力支撑。本文结合生态敏感性综合评价与生态网络研究结果构建南昌市生态安全格局,将极高敏感区与生态源地作为低生态安全格局,高敏感区与中敏感区作为中生态安全格局,轻敏感区和低敏感区作为高生态安全格局(图7)。基于生态安全格局,分别将高、中、低的生态安全格局划为适宜建设区、限制建设区和禁止建设区。在未来发展规划中,适宜建设区内建设用地应尽可能避免占用生态廊道,留有一定的空间作为生态廊道与外界的缓冲区,保护廊道的稳定性,充分发挥生态廊道的连接功能; 限制建设区内的开发活动应该以生态保护优先,对维护生态环境以及生态稳定性的活动应该严格控制; 建设区中除了国家规划必须要开发建设的项目外,禁止开展任何建设项目。
3.4 生态安全格局优化建议
3.4.1 加强生态源地保护
生态源地是区域生态安全格局中最基础、最核心的区域,是生物生存繁衍的重要场所,能够维护区域生态环境及生态过程,所以保护生态源地环境及其重要。针对大型林地生态源地应加强该区域现有动植物资源的保护力度,有效保护区域生态多样性稳定健康的发展,使各类生物有较为良好的生存环境。针对水体生态源地,加强湖泊污染防治,实施水土保持等项目,尽量降低人类活动对生态源地带来的干扰。
3.4.2 加强生态廊道建设
根据区域实际情况设置不同宽度的廊道缓冲区,减少外界的干扰; 探索“廊道长制”工作机制,明确工作职责。通过加强廊道建设可以促进不同“源”间以及“源”与基质间的生物迁移和物质能量流动,进一步改善生态质量和生态环境。
3.4.3 加强生态节点建设
生态节点能够促进区域物种的迁移扩散,加强其建设能够提升生态廊道的稳定性,增强景观间的功能联系,对维系破碎的生境斑块有着重要作用。一方面可通过提高生态节点来有效发挥其“踏脚石”的功能; 另一方面应控制生态节点及其周边地区人类活动强度,并对已经遭到破坏的生态节点进行重点保护与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