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用的社会经济发展数据来源于广西统计局发布的2009—2018年《广西统计年鉴》,城市用地面积源自同期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的《城市建设统计年鉴》,生态环境数据摘自同期国家统计局和生态环境部发布的《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对于缺失的个别年份数据通过相关城市的《统计公报》和《政府工作报告》补充或利用等比法进行补齐。

2008—2017年,广西各市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综合评分总体呈上升趋势,近年来,广西在《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主体功能区规划》以及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政策指导下,通过土地资源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城市用地布局、规范城市土地供应和盘活闲置城市土地等措施,控制城市发展规模,提高土地投入产出比,降低土地消耗程度,促进各市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由图1A可知,广西各市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综合评分波动明显,市际差异先扩大后逐渐收窄,从各市土地集约利用综合评分来看,柳州、北海和玉林市综合评分较高,主体功能区规划将以上3市列为国家层面和自治区层面上的重点开发区域,在产业发展和空间环境等方面占有较大优势,是城市投资要素集聚区,土地集约利用水平较其他城市高; 河池和百色两市是广西喀斯特地貌出露面积最大的城市,普遍存在建设用地与耕地保护、产业转型与土地供给多种用地矛盾问题,土地集约利用水平较低; 此外,就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综合评分增长速度来看,玉林市增长速度最快,年均增速为8.70%,尤以2011—2015年期间增长最为明显,主要是因该市地均二三产业增加值、地均GDP和地均公共预算收入大幅提升,使得土地集约利用水平迅速提高,贵港和北海次之,而增长速度最慢是来宾市,年均增速仅有3.80%,在2014—2016年由于地均二三产业增加值等单项指标值不高一度出现增长停滞现象,提高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是该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艰巨任务。

图1 广西各市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和生态文明建设综合评分

研究期内,广西各市生态文明建设综合评分均呈波动式上升,近年来,广西以建设生态文明示范区为契机,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转变以环境换经济的传统发展方式,把“生态立区,绿色发展”理念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明显提高。由图1B可知,由于前期经济刺激政策效应影响,广西各市生态文明建设综合评分在2010—2014年出现集体性的上升或下降。2017年,生态文明建设综合评分最高是贺州市,达到0.796,较2008年提高了0.529,贺州市以打造世界长寿之乡为契机,着力提高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人居环境大幅改善,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成绩显著; 生态文明建设综合评分最低是北海市,为0.540,研究期内北海市综合评分在2014年达到峰值,之后出现倒退,原因是近年北海市重点发展临港工业,导致区域工业废水和工业粉尘排放量增加,城市生态环境恶化。从生态文明综合评分增速来看,玉林市增长速度最快,年均达20.38%,防城港市综合评分增速最低,年均仅为1.60%; 按区域来看,以发展现代农业和外向型经济为重点的桂东地区生态环境恢复较快,生态文明建设综合评分快速提高,以发展港口经济、海洋产业为重点的桂南地区评分较低且增速慢,表明该地区个别城市在加强土地集约利用的同时未与生态文明建设实现协调发展,保障生态可持续发展压力较其他地区更大,今后仍需加大企业污染物排放管控、治理和自然生态修复工作力度。

从耦合协调度的变化时序上看,研究期内广西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生态文明建设耦合协调度显著提高,选取4个截面年份的耦合协调度均值分别为0.596,0.686,0.756,0.795(表2),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呈优化趋势。近年来,广西坚守“生态与发展”底线,加大石漠化地区生态环境治理和生态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发展生态经济,拓宽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同步推进的可持续发展之路,促进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生态文明建设协同发展。各市耦合协调度提升幅度差异明显,可分为以下3个梯度:ΔD>0.3,玉林市,耦合协调度增幅最高,年均达6.96%,表明其耦合协调发展水平优化最明显; 0.2<ΔD≤0.3,包括柳州、梧州、贵港、来宾和贺州市; ΔD≤0.2,包含南宁、桂林、北海、防城港、钦州、百色、河池和崇左市,其中防城港市最小,为0.126,年均增速仅有2.01%,桂林市是国际旅游胜地,生态环境基础较好,加上近年来社会经济平稳发展,故其耦合协调度变化不明显,百色和河池两市是深度贫困人口聚集区,随着异地扶贫搬迁安置工作持续发力,大量农村人口涌向城市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空前繁荣,土地集约利用水平显著提高,但城市在快速发展过程中,因受制于生态资源本底和未能充分顾及生态环境建设,导致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生态环境承载压力持续加大,生态文明建设成效较土地集约利用水平低,两者耦合协调性优化程度不高,其余各市是北部湾经济区主要城市,在《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批复实施后,一直处于密集的开发建设中,以牺牲一定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得到提升,区域自然生态环境的先天优越性不再显著,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工作被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从耦合协调类型的空间演变上看,2008年,百色、河池、来宾、贵港、梧州、贺州和玉林等市处于低度协调发展阶段,主要是因该时期以上各市土地利用相对粗放,生态环境治理成效较低,导致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和生态文明建设综合评分出现“双低”,耦合协调程度处于较低水平,其余各市均为中度协调发展型,两种类型城市各占地级市总数的50.00%; 2017年,南宁、桂林、梧州、北海、防城港、钦州、河池、百色和崇左等市属于中度协调发展阶段,占地级市总数的64.28%,柳州、来宾、贵港、玉林和贺州市为高度协调发展类型,占地级市总数的35.72%。研究期内,广西两个子系统由低度协调发展迈向中度协调发展,各市由中低度协调发展转向中高度协调发展,同时,各市的协调发展水平地域层次性差异显著:2008年北部湾经济区和桂北部的协调发展水平相对较高,桂西和桂东部协调发展水平较低,耦合协调类型呈典型的“X”型地域分布特征; 2017年整体上以“桂北—桂东”为中心的协调发展度“高值区”明显高于其他地区,耦合协调类型呈近似“Ш”型分布。耦合协调类型的空间格局演变是由各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和生态文明建设成效之间的差距所致,与各地区实施的经济发展、土地利用和环境保护政策息息相关(图2)。

表2 广西各市耦合协调度与相对发展度测度结果

图2 广西各市耦合协调发展类型空间分布

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生态文明建设相对发展度可描述两个子系统在耦合协调发展过程中的相对发展状态,是子系统协调发展优化程度的具体表现,反映各市在土地利用效益和生态环境保护成效之间的差异,对于诊断城市问题和精准制定调控措施有参考意义。从时间上看,广西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生态文明建设相对发展呈现逐步均衡趋势,2008年、2011年、2014年和2017年相对发展度平均值分别为1.076,1.031,0.971,0.981,逐渐接近于1,表明广西在提升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的同时,注重生态文明建设,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提高(表2)。研究期内各市相对发展度变化显著、差异突出,可划分为3个梯度:ΔE_i>1.0,包括玉林市,2008年玉林市相对发展度最高,达到2.255,2017年为0.990,年均降幅达9.70%; 0.5<ΔE_i≤1.0,包括来宾和贺州市,相对发展度变化量均为0.671; 0.5≤ΔE_i,包括南宁、柳州、桂林、梧州、北海、防城港、钦州、贵港、百色、河池和崇左市,其中梧州市变化值最小,仅为0.01。研究期内,大部分地区相对发展度变化幅度较低,表明广西在动态调控两者发展中逐渐缩减发展差距,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生态文明建设同步发展成为主流趋势。

从相对发展类型的空间分异来看,广西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生态文明建设由濒临土地集约利用超前于生态文明建设发展转向两者高水平同步发展。2008年南宁、桂林、防城港和钦州市属于土地集约利用滞后于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型,占地级市总数的28.57%,表明以上4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与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存在“一低一高”现象,南宁以“绿城”著称,桂林“山水甲天下”享誉中外,防城港和钦州市同属滨海城市,具有较好的生态资源本底和生态系统建设条件,加上此时期南宁、防城港和钦州市正处快速发展起步阶段,尚无大型工业污染企业,而桂林市一直致力于旅游业发展,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变化不显著; 柳州、梧州、北海、贵港、百色、河池和崇左市属于土地集约利用与生态文明建设同步发展型,占地级市总数的50.00%; 玉林、来宾和贺州等市属于土地集约利用超前于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型,占地级市总数的21.43%。过去10 a间,大部分城市实现了土地集约利用与生态文明建设优化升级发展,2017年,南宁、柳州、桂林、梧州、防城港、钦州、贵港、玉林、河池和崇左市属于土地集约利用和生态文明建设同步发展型,占地级市总数的71.43%,相较2008年提升了21.43%,表明在以主体功能区规划为代表的规划引导和土地集约利用与生态文明建设政策驱动下,广西土地集约利用与生态文明建设工作取得重大突破,进一步厚实区域可持续发展基础; 百色、来宾和贺州市属于土地集约利用滞后于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型,占地级市总数的21.43%,以上3市下一步仍需强化城市内部土地开发,着力加大地均固定资产投资,加强公共设施建设,优化城市开发建设布局,促进两个子系统同步发展,增强新型城市化水平; 北海市属于土地集约利用超前于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型,占地级市总数的7.14%,近年来北海市经济快速发展,GDP增速多年位列全区前三,土地利用强度不断提升,研究期内北海市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相比于生态文明建设先后经历了“同步—滞后—同步—超前”4个发展阶段,今后需加大生态文明建设力度,实现两者同步发展(图3)。

图3 广西各市相对发展状态空间分布

通过ArcGIS 10.5软件计算2008年、2011年、2014年和2017年各市耦合协调度的Z值(表3)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基于5%显著性水平,Z_5%=1.960),表示系统耦合协调度处于弱相似性随机分布状态,Moran's I由正值转为负值且逐渐减小,说明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布由集聚演变为趋异,相邻城市差异不断扩大,表明广西在平衡区域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协同提高城市可持续水平等方面仍面临巨大压力。

表3 广西各市耦合协调度Moran's I指数

图4 广西各市协调度空间集聚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