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科学院 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 兰州 730000; 2.兰州城市学院 商学院, 兰州 730070; 3.中国科学院大学, 北京 100049)
(1.Northwest Institute of Eco-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Lanzhou 730000, China; 2.Business School, Lanzhou City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China; 3.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land-lost farmers; underdeveloped region; sustainable livelihood; entropy evaluation method
探索快速城市化扰动下欠发达地区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研究,对中国城市化健康协调发展和实现乡村振兴有着重要意义。基于可持续生计内涵,从人均可支配收入、生计多样性、家庭劳动力就业率与参保率4个指标构建生计可持续评价体系,以兰州市安宁区为研究区域,采用参与式农村评估法通过实地调研获取相关数据,运用熵值法定量评价研究区失地农户当前生计维持能力及可持续能力,并就其差异性原因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 表明:(1)当前大部分失地农户家庭可以实现生计维持目标,但距离实现生计可持续发展还存在一定差距;(2)生计多样性与家庭劳动力就业率在可持续生计评价中占有较大权重,其中生计多样性是样本区失地农户可持续生计评价结果差异性的主要来源;(3)人力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以及社会资本的增加对生计可持续性的改善具有不同程度的正向影响作用,是今后提升该地区农户生计可持续程度的关键点和突破点。
Exploring the land-lost farmers' sustainable livelihood in underdeveloped areas is of the significance for regulating the healthy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China urbanization and the realiz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Based on the conception and analytical framework, we developed an indicator system to evaluate livelihood sustainability from four indicators including the per capita income level, the livelihood diversity, the employment rate land-lost and the enrollment rate of the family, we used entropy method to quantitatively evaluate the farmers' current livelihood maintenance 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and performed the regression analysis on the reasons for their differences of livelihood sustainability by using the data obtained from field investigation through using 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 in Anning District, Gansu Province. The results show that:(1)most land-lost farmers were able to achieve livelihood maintenance goals, but there was still a gap between the maintenance goal and the sustainability goal;(2)livelihood diversity and employment rate occupied a large weight in the sustainable livelihood evaluation, while livelihood diversity was the main source of the differences in the sustainable livelihood evaluation results;(3)human capital, material capital, financial capital and social capital have different positive effects on the improvement of livelihood sustainability, which were the key factors impacting the land-lost farmers livelihood sustainability in Anning District.
中国城市化发展的速度和规模及其带来的人口大规模内部迁移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1],然而当前人口城市化远滞后于土地城市化[2-3],造成大量失地农民的涌现。耕地征收后,失地农民丧失了土地所提供的基本保障,非农就业水平偏低[4]且生计策略单一,导致该群体生计脆弱性上升[5]。为保证失地农民生活水平,政府出台一系列补偿措施帮助失地农民实现生计逐步向非农产业过渡,但仍有部分失地农民难以完全融入城市生活,未来生计状况令人堪忧。因此,提升失地农民生计可持续性是实现新型城镇化过程中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
在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中,为追求积极的生计产出,实现生计可持续,农户会根据拥有的生计资本存量,调整生计活动和策略[6]。由于熵值法能够充分反映样本数据所包含信息熵的效用价值,与生计可持续性研究的内在机理高度相似,即影响生计可持续性的主要因素通常是其中变化程度较大的因素,因此在生计研究中常被用作综合指标评价方法,例如:宁泽逵采用熵权法建构农户可持续生计资本评价体系[7]; 杨振山和王玉璇采用熵值法对城市流动人口生计资本进行评价研究[8]; 侯雨峰和陈传明对自然保护区农户生计资本的调研与评价[9]。
但已有研究尚未形成生计可持续性评价的统一标准,大部分生计可持续评价多建立在生计资本量化的基础上。耕地征收作为外在驱动力必然影响农民生计资本配置,生计资本配置与使用方式会决定生计策略的选择,从而导致不同生计产出 [10]。所以生计产出是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中,用来分析生计目标实现结果的主要依据。然而目前从生计产出角度来评价生计可持续性的相关研究比较匮乏,针对于欠发达地区失地农民的相关定量研究也尚待推进。此外,政府提供的补偿政策是否有助于提升该群体生计可持续性同样有待于进一步讨论。因此,基于熵值法综合考虑城市周边失地农民生计特点,选取人均可支配收入、生计多样性、家庭劳动力就业率与参保率四项指标构建生计可持续性评价指标体系,定量考察兰州市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户生计可持续性,并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定量分析家庭生计资本水平对生计可持续目标达成率差异性的具体影响,旨为今后相关研究及政府决策提供参考。
安宁区位于兰州河谷川盆地西部黄河北岸,东经103°34'—103°47',北纬36°5'—36°10'。全区东西长19.6 km,南北宽2.7～7 km。安宁区1953年建区,区域总面积82.33 km2,现辖区设8个街道办事处,59个社区居委会,2016年常驻人口28.25万人。随着兰州城市化迅速发展,1999—2016年兰州城市建设用地增加178.37%[11]。受带型哑铃状(东西长约35 km,南北宽约2～8 km)河谷盆地地形特征的影响,兰州城市区域范围只能不断向东西延伸扩张,造成安宁区大量失地农民的出现。截至2016年安宁区失地农民涉及6个街道33个社区,约2.9万人。根据各级政府相关土地政策,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安宁区对所征用耕地承包经营者进行货币补偿,并提供养老保险及医疗保险,对有就业愿望的失地农民进行免费技能培训,为其就业创造条件。
研究数据来自2016年9月在兰州市安宁区进行的入户调查。调查数据内容包括家庭成员信息、家庭各项生计资本、收入、征地情况等。考虑失地农民数量、街道地理位置等因素,选取安宁区5个失地农民高度集中的社区,采用不重复的简单随机抽样,从2 438户失地农户中抽取调查样本,并参与式农村评估法(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PRA)进行入户调查,若调查样本家庭非失地农户则重新抽取。为保证信息准确性,数据调查利用开放式问卷形式,通过采访户主获取家庭失地前后社会经济相关数据,时间约为30～40 min。共计回收有效农户家庭问卷278份,占样本区全部失地农户的11.40%,问卷调查具有较好代表性。
当生计遭受压力和冲击时,在不破坏自然资源基础上仍可维持并加强目前所拥有的资产数量及谋生能力,就能够实现可持续[12]。对失地农民而言,在快速城市化的扰动下为适应新的人地关系,非农生计方式的选择不仅要维持个体及家庭生存基本需求、具备恢复生计水平的能力,同时还要保证在不破坏自然资源的前提下,能够利用现有生计资本存量追求更高生计产出的后续发展能力。所以,为全面、客观地反映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水平,同时考虑到可量化、可比较、可操作性的评价原则,根据调查数据选取失地农户人均可支配收入、生计多样性、家庭劳动力就业率与参保率四项指标,对失地农民家庭当前生计方式选择产出及未来发展提升潜力进行综合评价。其中人均可支配收入以调查时失地农户家庭可支配收入除以在户全部人口计算所得为准; 生计多样性以每个家庭从事的可以带来较为持久稳定收入的生计活动种类来衡量; 家庭劳动力就业率按照家庭实际劳动力就业人数除以总人口数为准; 参保率由家庭成员个人养老保险及医疗保险两项参保率的平均值进行计算。
本研究利用熵值法对上述指标进行赋权,获得失地农民生计可持续性的综合评价结果。熵值法的权重是基于样本数据各项指标离散程度而产生,具体计算需要经过归一化与平移,离散程度计算,信息熵及冗余度计算和权重计算等步骤。令Xij表示第i个样本的第j项指标值,其中,样本数i取值范围为1到n, 指标项j取值范围为1到m。计算公式表述如下。
首先对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为避免对数运算因出现0值而无法计算结果,对归一化结果加一进行数值平移。正向指标采用表达式(1)进行计算,反向指标采用表达式(2)进行计算。
X'ij=(Xij-minXj)/(maxXj-minXj)+1(1)
X'ij=(maxXj-Xij)/(maxXj-minXj)+1(2)
其次,计算第j个指标、第i个样本指标值的比重Pij,表达式(3)如下:
pij=(X'ij)/(∑ni=0X'ij)(3)
第三,计算第j个指标的熵值ej,表达式(4)如下:
ej=-k∑ni=1pijlnpij,k=1/(lnn)(4)
第四,计算第j项指标的信息熵冗余度系数gj,表达式(5)如下:
gj=1-ej(5)
第五,计算第j个指标的权重cj,表达式(6)如下:
cj=(gj)/(∑mj=1gj)(6)
最后将样本各项指标值乘以指标对应的权重cj再乘以100,即可得到样本各项指标的单项评价得分,加总即可得到样本百分制的综合指标评价得分。
根据熵值法计算结果,4项可持续生计评价指标权重为0.10～0.49。其中权重最大的是生计多样性指标,权值达到0.49,表明失地农民家庭生计方式差异性指标离散程度最大,而较高的生计多样性不仅是生计策略差异的重要体现,也预示着农户具有更高的生计发展能力。家庭劳动力就业率指标权重为0.31,排在第二位,这一指标得分高低能够直接反映出失地农民家庭风险抵抗能力。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参保率指标权重大致相当,为0.1。
可持续生计定义标准现阶段仍比较模糊,《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发[2006]31号文件)指出,征地补偿安置必须以确保失地农民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基于上述原则,借鉴周洁等[13]提出的生计维持目标与生计可持续目标,参考甘肃省《关于扎实推进精准扶贫工作的意见》、《兰州市精准扶贫工作实施方案》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统计监测指标体系》,以2016年兰州市最低工资水平1 470元(17 640元/年),单一生计来源方式,养老与医疗保险平均参保率98%以及受调查地区平均就业率68%为参照设立生计维持目标,用以保证失地农民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 以2016年兰州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9 661元,两种以上生计来源方式,养老与医疗保险覆盖率100%以及就业率目标90%为参照,设立生计可持续目标,用以实现长远生计有保障(表1)。各项指标权重的确定采用熵值法,以确保更为客观衡量调查样本群体各项指标的差异化程度,综合分析样本群体失地后的可持续生计发展状况。
表1 失地农民和持续生计评价目标值
为进一步考察失地农民的生计可持续性提升的影响因素,选取生计资本作为自变量。借鉴杨振山[8]、叶静怡[14]、李小云[15]等对生计资本指标的设计,结合研究区实际情况,本文选取劳动力人口数量、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劳动力平均年龄来衡量人力资本; 选取其他投资渠道数量衡量金融资本; 选取家庭现有住房面积指标衡量物质资本; 选取社会交往层次指标衡量社会资本。由于所调查社区已基本完全失去农业用地,不具备开展农业生产所需的自然资本,因此,生计资本测算中不包括自然资本。具体模型变量及指标计算说明见表2。
根据调查获取的失地农民家庭生计可持续评价结果,按照生计可持续目标达成情况进行分类,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分析家庭生计资本对其生计可持续目标达成的影响。其中因变量Yi为第i个调查样本家庭的生计可持续目标达成情况,“1”表示达成生计可持续目标,“0”表示未达到生计可持续标准,Pi代表Yi事件发生的概率,自变量Xn为各项影响因素,βn为其估计系数。则Logistic回归模型公式如下:
pi=prob(yi=1)=(exp(β0+β1X1+β2X2+…+βnXn))/(1+exp(β0+β1X1+β2X2+…+βnXn))(7)
表2 生计资本测算及赋值
根据调查数据统计,样本家庭农用地平均征地面积为0.07 hm2,大部分失地农户的农用地征地过程发生在2001—2011年。征地后农户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9 391.94元,虽然不及2016年兰州城市居民人均收入最低值25 693.5元,但高出农村居民人均收入近一倍[11]。在调查的278户农户中,来自A社区43户,B社区40户,C社区57户,D社区71户,E社区67户。社区参保率分别为97.00%,92.96%,97.49%,90.69%,92.91%; 就业率分别为62.96%,70.18%,60.00%,69.88%,77.55%; 生计多样性为2.02,1.68,1.79,1.68,1.31; 人均可支配收入21 153.52元,22 474.58元,20 684.06元,19 713.30元,21 319.89元。虽然此次调查问卷获取数量有限,但样本失地农户群体具有较好的典型性。
根据熵值法权重进行计算,从总体情况来看278户失地农户可持续生计平均分为46.67。在4个指标中,参保率和劳动力就业率的平均得分较高,得分率分别为93.92%,82.31%; 而生计方式多样性与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标得分较低,得分率仅为21.22%,13.39%。此外结果还发现,在四项指标得分及总分中,生计多样性和总分波动幅度较大,其余指标较为平稳。按社区分组后进一步比较发现,各社区可持续生计4项指标得分中除生计多样性指标在各社区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性,最高值为16.56,最低值为5.56外,人均可支配收入、参保率及家庭劳动力就业率评价得分波动幅度较小(表3)。
表3 各社区可持续生计评价得分
为研究各社区可持续生计评价总分差异是否由于生计多样性差异造成的,对综合评价得分进行多独立样本非参数检验(Kruskal-Wallis检验)。由表4看出,综合评价总分社区分组间差异性卡方检验p=0.015,小于0.05,表明5个社区可持续生计综合评价得分存在显著差异。由于总分来自于各单项指标得分加总,而不同社区之间的家庭年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参保率及就业率三项卡方检验在0.05水平下均不显著,上述三项指标在5个社区总体分布并不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差异性。因此总分在不同社区分组间的差异性主要来自指标权重占比最大的生计多样性指标得分,其社区分组间差异性卡方检验p<0.01,即不同社区在生计多样性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性。印证表3的结果:A,B,C共3个社区失地农民家庭生计多样性指标评价得分显著高于其他两个社区,这一差异造成可持续生计综合评价总分在不同社区总体分布的差异。
将两层次生计目标值标准化后按表1中各项评价的权重加权,计算生计维持目标和生计可持续目标得分。其中完成生计维持目标总分应为25.77分,完成生计可持续目标总分应为57.73分。再分别计算278户失地农户中各个家庭生计评价得分,对比该数值与两个目标,结果见表5。
表4 多独立样本非参数检验结果
表5 生计目标完成率%
结果显示,5个社区的生计维持目标达成率整体较高,其中最低的社区也确保92.5%的农户能够实现生计维持目标。这一结果表明,当地所采取的征地补偿、社会保障、就业扶持等一系列政策措施的落实,在较大程度上实现了预期目标,大部分失地农户在生计方式转变过程中具备基本的风险抵御能力,能够维持稳定的生计来源,实现较为平稳的过渡,可以满足本地区基本城市生活需要。但数据同时也显示在全部调查失地农户中,仍有5.8%的家庭生计水平明显低于可维持标准。
结果还表明,生计可持续目标达成率普遍偏低,整体来看仅有32.0%家庭实现了较高的生计可持续性。即便是达成率最高的3个社区,其生计可持续目标完成率也仅有42.5%,48.8%和36.8%,仍不足社区全部失地农民的一半。其余两个社区的达成率则更低,仅为22.4%和21.1%。这一结果表明,受制于生计资本类型单一、数量不足等因素影响,区域内的失地农民家庭在收入水平、生计多样性及就业方面仍存在较为显著的差距。此外,生计维持目标达成率的高低与可持续目标达成率高低也并不一致。生计可持续目标达成率最高的是社区A和社区B,但这两个社区维持目标达成率都低于平均值。虽然社区D的社区维持目标达成率明显高于社区A和社区B,但社区D的生计可持续目标达成率却在5个社区中最低。
为进一步分析造成失地农民生计可持续性差距的原因,将可持续生计评价得分是否达成生计可持续目标作为因变量Y,建立二元logistic模型进行回归(表6),模型结果Nagelkerke R2为0.510,Chi-square值为125.965,在1%水平下显著,预测值准确率为81.3%,表明作为解释变量的各项生计资本对失地农民家庭的生计可持续性存在的差异具有良好的解释力度。
表6 生计资本对失地农民生计可持续的影响
回归结果表明,不同生计资本存量对失地农民的生计可持续性差异的形成存在显著影响。其中,人力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及社会资本的增加都对生计可持续性的改善具有正向影响作用。通过比较回归系数发现,劳动力人口数量及劳动力平均年龄是影响生计可持续性的最主要因素,回归系数分别为1.138和1.315,且均在1%水平上显著,两个变量每增加1标准单位,其概率优势比会分别上升3.121倍和3.727倍。劳动力受教育年限(β=0.754,p<0.01)也是显著影响生计可持续性的人力资本因素之一,当失地农民家庭具有更高的教育水平时,相较于教育水平较低的参照对象的概率优势比达到了2.126倍。住房面积及其他投资渠道数量影响程度相似,回归系数分别为0.429,0.469,且分别在5%和1%水平上显著。表明物质资本与金融资本的差异对可持续目标达成概率的影响同样具有重要影响,但其影响程度要小于人力资本。二者的增加能够将概率优势比分别升1.535倍和1.598倍。社会交往层次对生计可持续目标达成仅存在较低水平的影响(β=0.285,p<0.1)。虽然影响程度较物质资本与金融资本更小,但其依然能够将概率优势比提高约1.330倍。
本文从家庭年人均收入水平、生计多样性、家庭劳动力就业率与参保率四方面,对兰州市安宁区失地农户生计方式的可持续性进行综合评价,并探讨失地农户生计可持续差异的原因。结果表明:
(1)从生计可持续性评价来看,生计多样性是影响样本社区失地农户可持续生计评价得分最主要的因素,该结论与汤青等[16]针对黄土高原农户可持续生计评估结论类似。非农生计多样化有利降低生计脆弱性及风险,从而实现生计可持续目标[17-18]。本研究结果还发现,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对样本区失地农户可持续生计评价得分影响较微弱。虽然大部分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的研究发现收入增加是可持续生计的重要组成部分[5,17,19],但与本研究结果并不矛盾。Mohanmed等[19]针对越南研究发现征地后非农收入增加足以弥补因征地造成的农业收入减少,这个现象在安宁同样存在,也因此造成样本社区农户整体收入水平高于高兰州市农民人均年收入近一倍,达到了维持生计目标。但整体来看该群体收入水平相较于兰州城市居民依然偏低,并且受访农户收入水平相差较小,贫富差距不明显,所以当采用熵值法测算的收入指标权重中所占比重较小,但并不等同于收入不影响生计的可持续性。此外,参保率是可持续生计程度重要的影响得分因子,这与王芳[20]研究结论相近。研究结果同时还显示,5个样本社区参保率得分差距较小,且分数较高。这表明安宁区针对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服务实施效果较好。安宁区从2011年启动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以来一直致力于提高失地农民生活水平,截止到2015年底不仅养老保险标准金额翻一倍,参保人数也接近80%; 医疗保险方面实行有被征地农民自愿选择参加城市居民医保或新农合,参保人数超过95%,所以各社区参保率差别较小。较高的社保覆盖率充分发挥了社会稳定器的作用,确保了失地农民能够获得与城市居民相当的医疗、养老保障及失业救助,降低了生计脆弱性。
(2)生计维持目标和生计可持续目标评价研究发现,当前兰州市安宁区失地农户生计维持目标完成较好,只有少部分家庭无法完成这一基础目标,这部分家庭应当作为后期精准扶贫的对象予以重点帮扶。但5个社区对于生计可持续目标的达成率均偏低,平均值仅为32.0%。表明大部分失地农户当前生计状况尚难以达到较高的生计可持续发展水平,有必要在后期研究中进一步进行探讨。
(3)生计资本数量提升对生计可持续性的改善具有正向影响作用。其中人力资本中教育水平、金融资本、社会资本、物质资本对于失地农民生计可持续性具有提升作用,这与大部分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研究[13,21]及其他类型贫困农户研究结果类似[22]。研究结果同时表明,家庭人口数量以及劳动者平均年龄对于失地农户生计可持续性目标达成也具有较强的正面影响。这与部分研究[23-24]存在一定差距。陈江生和崔彩贤[23]研究结果表明,家庭人口数与农村家庭年收入负相关,刘冰等[24]的研究结果表明失地农民个体年龄对于转移就业影响不显著。结果之间的差异有可能在于本文的家庭可持续生计能力不针对个体情况,而是综合考虑家庭内部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劳动力就业率、生计多样性及参保率。所以当家庭平均年龄较大,一方面意味着家庭中成年劳动力数量较多,虽然个体年龄可能导致个人收入的降低或增加个体失业概率,但是为了维持家庭生计成年劳动力必须寻找合适生计方式,也就增加了家庭生计的多样性,同时家庭成年人口数量对家庭收入有显著正向激励[25]; 另一方面,研究区养老保险覆盖率较高,所以当家庭中有超过55岁的女性时,即便该劳动力未就业,也仍然可获取以养老金形式提供的转移性收入,不仅会提高整体家庭的人均收入,也同样能够增加家庭生计的多样性。并且由于生计多样性对于可持续性评价得分影响更大,造成最终家庭生计可持续性的提升。家庭劳动力人口数量对于可持续生计影响也存在类似的情况。
文章从人均可支配收入、生计多样性、家庭劳动力就业率与参保率四项指标构建生计可持续性评价指标体系,探讨了兰州市安宁区失地农民的生计水平,并对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完善了可持续生计评价的体系,提高了对于欠发达地区失地农民生计可持续性理解。研究结果显示:(1)当前大部分失地农户家庭可以实现生计维持目标,但距离实现生计可持续发展还存在一定差距:(2)生计多样性与劳动力就业率在可持续生计评价中占有较大权重,但可持续生计评价实证结果差异性的主要来源农户的生计多样性;(3)人力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以及社会资本的增加对生计可持续性的改善具有不同程度的正向影响作用,其中人力资本中劳动力人口数量、平均年龄及受教育年限对生计可持续性影响最大。
综上所述,当前就业、社会保障及人均收入水平的扶持及补偿政策切实增强了失地农民生计维持能力,保障基本生计来源稳定的作用,但过于单一的生计方式不利于降低生计脆弱性,制约了生计可持续性的提高。所以在现有关注补偿及扶持政策实施效果的同时,有必要将提高失地农民生计工作重点放在为实现生计多样化创造条件上。并且应当着重关注于现期仍然无法实现生计维持目标的农户家庭,避免征地后返贫现象发生,也有助于帮助兰州市尽快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目标达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