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 土地利用效益与城镇化评价
3.1.1 土地利用效益评价
对所获取的原始数据计算及整理后,获得土地利用效益指标权重(表1)。在此基础上,对2005—2015年西安市土地利用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进行评价(图1)。近10 a,西安市土地利用效益指数增长了2.77倍,且呈现出持续增长的现象。土地利用效益指数在2005—2014年增长速度较快且较为稳定,而在2014—2015年增长速度明显减缓。经济效益指数在2005—2015年增长了4.71倍,2005—2014年呈现出逐年增加的趋势,而后则有所下降,2007—2014年增长速度较快; 生态效益指数在2005—2015年增长了1.9倍,但是指数总体较小,其增长符合“较快增长—平稳发展—缓慢增长”的趋势; 社会效益指数增长幅度较小且增长速度缓慢,其在土地利用效益指数中占比最少,发展相对滞后。
土地利用效益指数3个子系统在所研究的各个年份中均表现出“经济效益指数>生态效益指数>社会效益指数”,且自2008年开始,经济效益指数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经济效益对土地利用效益具有重要贡献。在“十五”规划期间,西安市以西部大开发为发展契机,进一步扩大经济发展规模,实现了经济平稳增长,土地利用结构与区域布局更加合理。2009年国务院发布实施《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提出将西安建设成为国际化大都市。在此基础上,西安市深化土地制度改革,优化土地资源配置,积极推动城乡统筹建设和生态环境治理协调发展,土地利用效益持续增加。
3.1.2 城镇化评价
对所获取的原始数据计算及整理后,获得城镇化水平指标权重(表2)。在此基础上,对2005—2015年西安市城镇化的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社会城镇化、生态城镇化以及教育城镇化进行评价(图2)。2005—2015年西安市城镇化水平指数逐年增长,2015年较2005年增长了2.21倍。2008—2009年城镇化水平指数增长速度显著增加,而在2013—2015年则有所放缓。经济城镇化指数增长了3.57倍,2005—2014年其增长速度较为平稳,而2014—2015年经济城镇化的发展显著减慢; 生态城镇化指数增长了1.93倍,除2009—2010年出现小幅下降外,其余年份均呈现逐年递增的现象,2008—2009年以及2012—2013年增长速度较快; 社会城镇化指数增长了2.38倍,增长速度较为平稳; 教育城镇化指数在2005—2015年增长了2.08倍,其数值在2005—2014年持续增长,仅在2014—2015年出现小幅下降; 人口城镇化指数未发生明显变化。
城镇化5个子系统中,经济城镇化指数和生态城镇指数在城镇化水平指数中占比最大,在2009年之前(含2009年)生态城镇化占据主导地位,而在2009年后经济城镇化成为对城镇化水平指数影响最大的子系统; 社会城镇化指数与教育城镇化指数交替上升,对城镇化水平指数影响较为显著; 而人口城镇化指数所占比重最小,对城镇化水平指数影响较小。“十二五”规划期间,西安市持续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不断加快城镇化建设。2010年以来,西安市围绕“八水绕长安”的主题开展了一系列生态恢复治理工程,采取水土资源复合开发利用模式,在进行生态环境治理的同时促进城市经济发展,是经济城镇化指数与生态城镇化指数共同上升的重要原因之一。
3.1.3 综合评价
在对2005—2015年西安市土地利用效益和城镇化水平指标原始数据进行处理的基础上,获得各年份土地利用效益指数、城镇化水平指数以及土地利用效益和城镇化综合评价指数,并对其进行评价分析(图3)。2005—2015年土地利用效益指数、城镇化水平指数以及土地利用效益和城镇化综合评价指数均呈现出逐年递增的趋势,表明近10 a西安市土地利用所带来的效益影响较为显著,城镇化发展势头良好,二者的综合发展水平逐年上升,呈现出相互促进的发展态势。2005—2007年西安市土地利用效益相对滞后于城镇化发展,2008年土地利用效益暂处于领先状态,而2008—2009年城镇化发展速度显著提升,重新占据主导地位。2010—2015年土地利用效益成为影响两者综合发展的主要因素,综合评价指数在2015年达到峰值1.541 0。对2005—2015年土地利用效益指数、城镇化水平指数以及土地利用效益和城镇化综合评价指数进行线性拟合[37](图3),所得结果为:
Y1=0.1245x+0.2531,R2=0.9920
Y2=0.1165x+0.3009,R2=0.9865
YT=0.1205x+0.2770,R2=0.9960(12)
拟合程度良好,土地利用效益指数增长速度略大于城镇化水平指数,城镇化水平仍有一定的提升空间。
3.2 耦合协调度结果与分析
根据各年份的土地利用效益指数与城镇化水平指数计算得出土地利用效益与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图4)。2005—2015年西安市土地利用效益与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逐年递增,由2005年的0.476 0增长为2015年的0.877 7,其耦合协调状态由濒临失调转变为良好协调。2005—2015年西安市土地利用效益与城镇化的耦合协调演变过程可划分为3个阶段:失调衰退阶段(2005—2006年)、过渡发展阶段(2007—2012年)、协调发展阶段(2013—2015年)。
图3 2005-2015年西安市土地利用效益、 城镇化水平以及综合评价指数
(1)失调衰退阶段。2005—2006年西安市土地利用效益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度分别为0.470 6,0.492 9,耦合协调状态为濒临失调,且耦合协调度增长较为缓慢。在这一阶段中,由于西安市的实际建设发展状态与迫切的发展增速需求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且西安市位于西北干旱区,水资源较为缺乏,生态系统较为脆弱,土地利用效益和城镇化处于较低的发展水平,导致两者的耦合协调发展依旧处于较低的水平,且两者之间尚未形成紧密的协调关系。但是由于20世纪初西安市整体发展状况较为良好,社会发展稳定,经济运行较为平稳,产业结构较为合理,具有良好的建设基础和发展前景,土地利用效益与城镇化未出现较为严重的失调现象。
(2)过渡发展阶段。2007—2012年期间,西安市土地利用效益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由0.551 0增加为0.788 4,耦合协调状态由勉强协调(2007—2008年)转变为初级协调(2009年),最终达到中级协调(2010—2012年)。西安市土地利用效益和城镇化水平均有所提高,政府更加重视两者之间的协调发展。随着多项土地保护政策出台以及生态环境治理与修复项目的开展,土地利用空间结构日趋合理,土地利用效益增加较为显著,在人口、经济、社会、生态、教育城镇化多角度发展的背景下,西安市城镇化进程加快。土地利用效益与城镇化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两者的协调发展。
(3)协调发展阶段。2013—2015年西安市土地利用效益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度分别为0.840 4,0.874 1,0.917 7,耦合协调状态由良好协调(2013—2014年)转变为优质协调(2015年),且耦合协调度增长速度较快,增长幅度为9.20%。在这一阶段中,西安市土地利用效益与城镇化已经处于相对较高的发展水平,土地利用结构与资源利用方式已经有了较为明显的优化,城镇化发展速度显著提高。2012年党的十八大强调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位置,努力建设美丽中国,西安市积极响应,在经济、社会、生态、教育等方面加快城镇化建设,优化资源配置,创新建设发展方式,将土地利用效益和城镇化发展相结合,使两者的协调发展关系更加紧密。
3.3 灰色关联度结果与分析
2005—2015年西安市城镇化水平与土地利用效益各指标的相互关系以及土地利用效益与城镇化水平各指标的相互关系见表4—5。土地利用效益各指标与城镇化水平的灰色关联度介于0.479 0~0.864 9。城市园林绿地面积、年末绿化覆盖面积、地均GDP、地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对城镇化水平影响程度最高,关联度均大于0.750 0,地均固定资产投资额等经济效益指标、人均公共绿地面积等生态效益指标以及人均城建区面积等社会效益指标的排序位次也较为靠前。由此可见,土地利用效益中的经济效益以及生态效益对城镇化水平的影响程度较高,而部分社会效益指标对城镇化水平的不断发展同样起到了重要作用。提高土地利用经济、生态、社会效益能够为城镇化建设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社会稳定,合理的土地利用结构意味着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能够保证生态环境良好,实现人与自然能和谐共生,这与土地资源的高效配置能促进城镇化发展的公众认知是一致的。因此,在不断优化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同时,也要注重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体系构建以及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城镇化水平各指标与土地利用效益的灰色关联度介于0.432 2~0.873 9,各指标与城镇化水平的关联性存在较大差异且影响程度不尽相同。其中,人均GDP、清运生活垃圾、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清扫保洁面积、全社会车辆数对土地利用效益的影响较为显著,关联度均大于0.810 0,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等经济城镇化指标、市容环卫专用车辆设备数等生态城镇化指标、人均城建区面积等社会城镇化指标、科技活动经费使用总额等教育城镇化指标的排序位次也较为靠前,而人口城镇化指标的排序位次相对靠后。由此可见,经济、生态、社会、教育城镇化对土地利用效益的影响程度较高,而人口城镇化未起到显著的推动作用。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仍然是提高土地利用效益的关键因素,积极推动城乡协调发展,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是提高土地利用效益的重要措施。生态文明建设同样也是影响城市土地利用规划与发展的关键因素。同时,教育作为一项能够影响国家未来和社会发展的活动,壮大教育力量、关注教育质量、完善教育制度、增加科研投入与产出对提高土地利用效益同样具有积极影响。在城镇化过程中,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对位于具有极大发展机遇的西部地区的西安市来说极其重要,同时西安市地处西北干旱区,水资源较为短缺,生态环境对社会协调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显得尤为重要,由于西安市外来人口较多但落户人口较少,导致城镇人口增加相对较为缓慢,因此人口变化对土地利用效益的影响并不显著,这与实际情况相符合。